隋朝時期“漢東大郡”隨州
三、中唐藩鎮爭奪之州
唐自武德末年統一全國至天寶年間，隨州與荊、襄及中原一樣，100多年沒有發生過戰亂，人民連續幾代過著較為安定的生活；統治者則沉醉在歌舞升平之中，朝政日益腐敗，軍備漸至廢弛。結果，握有北方邊鎮重兵的節度使安祿山和史思明乘機發動叛亂。安史叛軍攻占洛陽后，兵分兩路，一路西進關中，很快攻陷長；另一路南犯荊襄，卻遭到南陽、襄陽軍民的頑強抵抗。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率軍苦守安史之亂爆后，為了抵御叛軍的進攻，唐政府把邊疆軍鎮制度擴展到內地，在原監察區(道)或重要州設置節度使，其中山南東道節度使管轄隨州以及襄、均、復、郢、房等州，南陽失守后，唐軍退守襄陽，襄州將士、民眾同仇敵愾，拼死決戰，隨州作為后方，軍民奮力支援前線，終于擊潰叛軍。襄陽守衛戰雖然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戰斗的勝利遏阻了安史叛軍向江漢地區的進犯，“南夏所以保全”《舊唐書》卷114《魯炅傳》。
歷時7年多的安史之亂是唐中央政府與地方割據勢力之間的一場統治集團內部斗爭，叛亂雖于寶應二年(763年)終告平定，但其影響遠未結束。安史亂后，唐朝國力大大削弱，藩鎮割據愈演愈烈，其中與隨州關聯甚大的是梁崇義割據。
梁崇義本是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王真）的副將。寶應二年，來（王真）被宦官程元振陷害致死，梁崇義乘機殺害同僚，以山南節度使留后之職占據襄陽。這一年，安史之亂告平定，安史降將被分別授以節度使之職，唐軍將領也幾乎都獲得節度使之名，從而各地方鎮林立。其中許多方鎮具有不同程度的割據性，最嚴重的是成德、盧龍、魏博三鎮，統稱“河朔三鎮”。襄陽的梁崇義則與河朔三鎮相呼應，割據“襄、漢七州之地，帶甲二萬”，雖說是“地最偏，兵最少”，但仍與河北三鎮成“輔車之勢”《舊唐書》卷121《梁崇義傳》，與朝廷分庭抗禮，儼然是獨立王國。此時隨州仍在朝廷控制之下，成為南扼梁崇義的前線。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成德、魏博等鎮連結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起兵反唐，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奉詔討伐，六月，李希烈統帥大軍進駐隨州。時隨州刺史劉長卿有詩記其事，稱李希烈“問罪襄陽，軍次漢東境上”，詩中還記述了政府軍受到隨州百姓“井稅鶉衣樂，壺漿鶴發迎”的歡迎《全唐詩》頁34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縮印本。面對征討，梁崇義企圖突圍南下江陵，“以通黔、嶺”，兵至隨州四望山，遭唐軍迎頭痛擊，“大敗而歸，乃收兵襄、鄧”。《資治通鑒》卷227德宗建中二年李希烈從隨州乘勝追擊，一路擊潰梁崇義部將的抵抗，直搗襄陽，梁崇義兵敗自殺，割據荊、襄19年的局面方告結束。隨州又一次顯示了它的戰略地位。
隨州雖然在結束梁崇義割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并未因此而享受安寧。建中三年(782年)，曾在平定梁崇義叛亂中立下功勞的李希烈，轉眼間與朝廷反目，擁兵叛亂，自稱楚帝，由此引發了更大規模的戰亂。隨州遂陷落為兵戎之地，蒙受慘烈之難，史載隨州“遭李忠臣、希烈殲殘之后，野曠無人”《舊唐書》卷185下《李惠登傳》。這是該州在唐代經歷的最嚴重的浩劫。貞元二年(786年)，李希烈死，其隨州守將李惠登舉州歸順，唐朝以李為隨州刺史，虔王諒為隨、光、申、蔡節度使，自此隨州又有幾十年的安定。
四、晚唐躋升上州之列
唐朝前期，地方行政區劃為州、縣兩級。諸州、縣以其所在地位的輕重、轄境的大小、戶口的多少以及經濟開發的程度，劃分為不同的等級，州有輔、雄、望、緊、上、中、下七等。唐開元天寶年間，全國有四輔、六雄、十望、十緊之州。四輔、六雄、十望共計20州，全在北方。十緊州大部分也在北方，荊楚地區只有襄、鄂二州躋身十緊州之列，隨州僅僅列為下州《通典》卷33，《職官十五》。當時全國共有327州，其中計有上州(包括輔、雄、望、緊州)109個，占總數的33%；中州有29個，占總數的9%；下州有189個，占總數的58%。全國多數為下州，隨州名列其中。唐代上、中、下州的劃分主要依據人口多少而定，武德年間3萬戶者為上州；開元十八年規定4萬戶以上為上州，2.5萬戶為中州，不滿2萬戶為下州。古代人口多少是經濟發展的一個極重要的因素，隨州作為下州，說明唐中葉以前，它的人口不多，在全國的經濟、政治地位并不高，遠不及軍事戰略地位。
安史亂后，唐地方行政變為道、州、縣三級，隨州屬山南東道。它在平定藩鎮叛亂中處于戰略要地，而戰火又使其元氣大傷。德宗貞元二年以后，李惠登為隨州刺史，在20年較為安定的環境中，“政清靜”，注重發展生產，結果該州“田疇辟，戶口日增，人歌舞之”。由于人口增加(詳見第二節)，經濟有所發展，唐政府于貞元十五年(799年)“升隨為上州”《新唐書》卷197《李惠登傳》，《唐會要》卷70，《州縣分望道》。顯然，這是唐后期隨州經濟政治地位上升的標志。
第二節 隨州社會經濟的發展
一、人口變化
唐代貞觀年間隨州轄境大體相當于隋代漢東郡，但戶數僅為隋的5.2%，損戶近95%。造成人口大量減耗的主要原因是隋末戰亂，大致如唐太宗詔書所稱：“隋末亂離，毒被海內，率土百姓，零落殆盡，州里蕭條，十不存一。”《全唐文》卷9太宗《勞鄧州刺史陳君賓詔》。
開元天寶時期，隨州著籍戶數有了迅速增長，開元戶是貞觀戶的5.6倍，天寶戶是貞觀戶的10倍，人口是貞觀時的8.9倍。不過，天寶最高戶數仍遜于隋大業戶，而同期有些州如梁州、唐州，人戶接近或超過大業戶。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其中有兩點似不應忽視：其一、隋代漢東郡因是開國皇帝建國濫觴之地，當時人戶數很高，可能與此有關。其二、唐前期已出現大量亡逃戶，武則天時“天下戶口，亡逃過半”《舊唐書》卷88《韋嗣立傳》，隨州同樣有這個問題。即令如此，隨州的人口仍有一個值得十分注意的特點，那就是它的人口密度較高。據測算，天寶元年隨州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0.5人，高于湖北地區平均數——7.2人。當時，該地區高于這個平均數的州有7個，依次是安州20.9人(每平方公里，下同)，蘄州18.2人，襄州17.9人，隨州10.5人，荊州8.4人，郢州8.0人，黃州7.8人據陳鈞等主編《湖北農業開發史》，中國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隨州列第四位。古代人口密度狀況是一個地區開發程度的衡量尺度之一，隨州在唐代前期的人口密度高于荊州、郢州、黃州，在湖北范圍內居于前列，大致可以說明這個地區的開發程度比較高。
安史亂后，隨州人戶數又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元和年間統計的著籍戶只及天寶人戶的二分之一，顯然與建中、貞元時期藩鎮連兵導致“州數被亂，……人無處業”《新唐書》卷197《李惠登傳》。〗有關。隨州的人口增長與同期鄰近的州相比，差距較大，如襄州元和戶達107，107，較之天寶戶增長1.24倍，郢州元和戶11，900，較天寶戶增長0.16倍。凍國棟：《唐代人口問題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不過，隨州在遭李希烈“殲殘”，導致“野曠無人”的背景下，經過多年的恢復，元和人戶尚能超過萬戶，這是很不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