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隨州的振興 （3）
我們還可通過兩個典型人物顯示隨州人的性格、抱負和勇于任事的奉獻精神。
其一，隨州在晚明政壇中較有影響的人物——何宗彥。何宗彥字若善，號昆柱。其父由金溪遷隨州，遂定居于此。弟何宗圣后亦任工部侍部。宗彥舉萬歷二十三年進士，典庶常，累官詹事府詹事，萬歷四十二年遷禮部右侍部，署部事。后遷左侍郎，仍署部事，后歷踐顯要官職。時福王就藩，“請求無已”，宗彥上疏言可慮者有六，帝不聽。又屢疏請東宮講學，皇孫就傅及瑞、桂、惠三王婚禮事，均不報。萬歷四十四年冬，宗彥請通下情，修廢政，補曠官。明年又屢疏請皇長孫已年十三，應就傅。頻歲力爭帝終不納。萬歷四十六年六月京師地震，宗彥又上“修省三事”。時帝不視朝已30余年，朝政積弛，庶官盡曠。明年防遼事益棘手，宗彥率屬上言：“自三路喪師，開(原)鐵(嶺)相繼沒，沈陽孤危。請陛下臨朝與臣等面籌國家兵食大計。”帝亦不報。“初皇祖寬政省刑，凡考選惠艾之命歷數年未邀諭旨。公微用封試諸差，乃獲疏通，由此得建明者得數十輩。”同治《隨州志》卷32《藝文下》，李亻全臺《太傅何文毅公專祠碑記》。當時宗室繁多，成為國家財政一大難題，宗室祿米支出年超一年，地方與國庫均難以維持，乃用“限祿法”，即以現數均分，以后不再增加。相對來說，減輕了民眾的一些負擔。而且他不避權貴，處世方正不阿。當先帝在春宮為太子時，值何宗彥掌容臺，“偶傳旨俾題請某差，畀某皇親之親公”，則繳還云：“固不敢宣泄以損殿下之明，亦不敢曲阿以傷臣子之節。”其剛直不阿雖太子有命，如不合規章的亦絕不曲從。萬歷四十六年十二月帝令推閣臣，群臣多首推宗彥，遭人反對，未成。時左光斗、薛敷政、肖毅中等均上疏表示惋惜，此事又遭齊黨反對。宗彥乃不安于位，辭官家居。
宗彥為官“清修有執，攝尚書事六年，遇事侃侃敷奏，時望甚隆”《明史》卷240《何宗彥傳》。光宗即帝位不久，首召公，晉公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天下蒼生以安石既出，可立致太平”(碑記)，期許殷切。且奉命于危難之際，邊陲失守，人情洶洶。天啟元年夏，公慨然就道，拮據揆席，平章軍國要務，任鉅策艱。天啟時曾典試禮闈，選錄400人皆俊義之士，向之遺珍一時見采，被視為得人。后屢加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天啟四年正月卒于官，贈太傅，謚文毅。時人評說，何宗彥澡身浴德，正色立朝，淡于求名，拙于求利。死后，奉旨建祠，以示紀念。
其二，隨人顏木。顏木字惟喬，號淮漢先生。正德十二年成進士，初任許州知州，后來又薦調亳州。懲武人石氏恣肆一方，權貴枉法，反坐中傷，免職歸家。經此磨礪益自信自勵，堅持“彼能尼吾仕，而不能錯吾履；能黜吾爵，而不能〓吾學。吾將樹風、立言、示范后世，屹然表正于淮漢之間”。著有《家政》、《漢東志》、《七禮解》諸書，是一方端正雅古、純潔自好的風范人物，為士人所敬仰。
這一切，都展示著隨州歷史文化的特質，這一切，都是古代隨州文化哺養孕育的，是古代優秀傳統的結晶，是古代隨州文明長期熏陶、凈化和不斷升華凝結而形成的。
隨州歷史文化的特色，約而言之，就是指神農文化經過歷史長河的洗煉、凝聚，去粗取精，揚棄發展，締結成的優秀傳統。它體現為對家鄉、對大好山河、對祖國，無限熱愛赤膽忠心的精神；對理想、對事業、對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忠誠的奉獻精神；對生產、對建設、對創造財富，頑強拚搏不畏艱險努力奮進的精神。由于隨州在明清時期發揚了這種精神，所以隨州再次得到了振興，社會安定，經濟昌盛，文化發展，人民樂業，推動了歷史的前進和社會文明的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