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隨州的文化
一、隨州的教育
古時黨有庠，里有序，均為類似學校的機構，以進行教育，達到明人倫、廣教化的目的。宋朝以后，郡縣相繼設學，元朝沿襲此制。隨州在明清兩朝均設州學，成為定制。于是隨州有“井閭氵勿穆，戶篝黨塾，頗有古道之遺”同治《隨州志》卷12《風俗》。
(一)州學
州學的學宮沿用宋元舊址，在城東門外，龍會門內，洪武十四年知縣陳萃因舊址重建。永樂中頒書籍，設祭器，立射圃，“以彰六藝(禮、樂、射、御、書、術)之教”，制度完備。萬歷初，在知府馬文煒、知州林梓的倡議與主持下將學宮遷入城中，并在州衙左側辟新址，重建學宮。經數月學宮建成，“爽塏偉麗”足可育圣靈于千百年。清朝順治十五年知州陳秉化又重新修建，殿廡堂祠齋門池亭榭悉如舊制。乾隆十二年攝知州王云翔又將學宮遷于城外龍會門處。道光、咸豐時又不斷修繕。同治時又遷回城內小龍門里州署左側。先后所遷學宮的基地均與孔廟相連接，并在戟門左側建名宦祠，祀在隨有作為的官員。明隨州知州陳莘、呂和、李充嗣等均入祠，清朝時又增明德安府同知署州事王國治和殉明難知州王燾等13人入祠。又于戟門之右置鄉賢祠，祀明戶部侍郎王鏞、工部侍郎陳壽、慶遠知府賀子亨、江西按察使童寅、大學士何宗彥，清時又增文林郎貢生周宗成、拔貢生米奇生、奉政大夫廩生羅景春等18人。
順治九年皇帝特命禮部頒布命令，各地均陳設臥碑于學宮。置于明倫堂之左，以曉示生員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給廩膳之意；并在各級政府中設學正、學道等學官管理教育；同時還要求各衙門官吏對生員均應以禮相待。其目的就是要培養出一批“賢才”，以供朝廷之用。因此清廷延令諸生均應體察朝廷的意旨，努力學習，以上報圖恩，下立人品。并開列8條規定，其大意為凡生員均應遵守以下則例：
1．當受教于父母，父母即或有非為之行，亦應再三懇告諫勸；
2．應立志求學為忠臣，為清官，講研書史，留心愛國利民之事；
3．應居心忠厚正直，必作良吏。如行害人事往往自殺其身；
4．不可干求長官，交結勢要希求徇私進身；
5．應愛身忍性，不輕入官衙，有切已事，由家人代告，不許干與他人詞訟；
6．應尊敬先生，誠心聽受，未明之處，可從容再問，不得妄行辯難； 7．軍民利病不許陳言，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
8．不許糾黨、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詞文不許妄刊，違者治罪。
皇帝特別是清朝康乾等帝王，更是多次“欽頒訓飭士子文”，以明示對生員的要求和希望，反復告誡生員應走的道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
學校的管理，設學正、訓導各一員，教官若干員，司管理校務、教育等事。學員定額是：廩生30人，增生30人。規定3年貢2名，遇特恩時增加1名。隨州每科參試名額文生為15人，武生15人。咸豐八年又定捐輸生員加廣永遠額文武各3名，暫廣文武生員一次額限各3名，由隨人籌款同辦。又三院會議奏請獎勵增加，隨州文武永遠學額各3名。同治五年，捐輸名額再次擴大，文武生員永遠學額各增1名，暫時增文武生員一次額各2名。同治六年，三院以隨州歷次團練捐輸錢27萬余串，奏請續增加文武額各6名以足10名之限，又暫增廣文武學額百名，分11次取進，自同治七年為始。
(二)建立書院
明萬歷時遷學宮于城內，知州王納言就其舊址建漢東書院(乾隆十八年易名為扌離珠書院，道光五年更名為烈山書院)。書院前建炎帝殿，左右為兩祠，左以祀過去曾在隨州做官有功德于百姓的，右以祀州之鄉賢先生。殿后建堂，定名為隨珠，是為講學講堂；左右為學舍，系學生的學習場所。書院設山長，總管書院事務。
隨州還在小南門內文廟舊址，建有考棚，以應科考的需要。有東西兩棚，各有號舍17間，編坐號1600。堂室門垣齊備，以應考試之需。同治六年知州潘亮功于原考棚基址擴建，置頭門、龍門各3楹(間)，川亭1所，后亭9楹，廚舍2間，東棚20間，西棚兩重計41間，每間深3丈5尺，寬1丈6寸。共設座位編次2928號。墻垣周廣102丈，規模宏偉，氣勢壯麗。
(三)義學、社學
隨州曾在唐縣鎮、唐王店、環潭、淅河、光化鋪、萬家店、殷家店設有義學。明朝正統年間詔令全國府州縣社學不許廢弛。成化元年，詔凡民間子弟需入社學者均可入學。弘治中又詔令府州縣修建社學。于是隨州除上列曾設義學之鄉鎮有社學外，又建有安居社學、三汊湖社學、隨州城內社學、城外南關社學、城西木瓜園社學(后遷府里九甲)、覃宗嘴(潞里九甲)社學等同治《隨州志》卷11《學校》。
隨州教育文化的發展，培育英才的眾多，從科舉考試中也可窺知一二。僅以明朝殿試為例，從德安府錄取進士名額較多。從幾次考試的個案來看：永樂二年甲申科德安府共取4人，隨州有2人(童寅、柳眉)；正德九年甲戌科德安府錄取2人，全是隨州人(李中、翟鑾)；正德十五年庚辰科德安府錄取2人，其中1名為隨州人(宗良臣)；嘉靖二年癸未科德安府共錄取5人，隨州有3人(傅鳳翔、陳元良、陳良學)；崇禎元年戊辰科德安府共錄取進士3人，隨州有2人(程鐸、回里龍)。“嗣是連鑣累選，代不乏人。”同治《隨州志》卷22《選舉》。從科舉考試的個案研討中可以展現隨州人文的發展。其次，就總體來看，有明一代德安府歷科共錄取進士74人，而隨州就有17人。時德安府管五縣一州、平均每一縣州約為12．3人，隨州已大大超過這一平均數了。隨州應屬全府前列，這更可從整體上看出隨州教育的發展，并已經取得明顯的豐碩成果。參見光緒《德安府志》卷11。
由此可見，明清時隨州各地均辦學、興學、廣建學舍，全州有州學、社學、書院等類型齊全的各種層次的教育機構，可見文化之昌盛。這時隨州是人才輩出，洪武三年詔令有司“征天下學識篤行之士”察舉賢才，共有八類，第七類稱“人才”，而該年隨州一地，入選人材類的竟有7人之多。而且隨人出仕任官的，多政績卓著：王興福有善政，民甚德之，被擢升吏部尚書；王鏞任戶部侍郎多所建白；陳壽任工部左侍郎，所至以愛民為務，被太子稱為侍郎中第一人；還有重農興學的柳永，不阿權要的儲遜；有淡于榮利，好古嗜學的宗文中；有政績卓異，知本勵俗的宗彝；有孝友仁義，臨政敏達的兵部右侍郎傅鳳翔；有端雅峻潔，樹風立言，示風范于后世的顏木；有清修有執，時望甚隆的內閣大學士何宗彥等，都是明代政壇上或社會上的風云人物，都是隨州山水鐘靈毓秀、陶冶而成的各種類型的佼佼士子。明清兩朝，立德、立言、立功的隨人不絕于史冊。據同治《隨州志》、《德安府志》、《湖廣通志》等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