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炎帝文化與楚文化的關系
炎帝文化孕育——荊楚文化
炎帝神農文化與黃帝文化一樣，既是我國由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過渡的形態，奠定了華夏文化的基礎。炎帝文化是荊楚文化的肇端，使荊楚文化不斷得到充實、提高，是“源”與“流”的關系，從而使楚文化更加絢麗多姿，充滿了勃勃微生機，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具有以下重要的精神特質，值得我們大力推崇、繼承、弘揚和發展。
以民為本、為民造福的民本精神。五千年前的神農氏制耒耜，教民農耕；搭架采藥，療民疾患，一日而遇七十毒；制陶器，創紡織，興集市，一心為民造福，“由是民居安食力，而無夭札之患，天下宜之”（《隨州志》摘自通鑒前編等）。另據《史記•楚世家》記載，約公元前11世紀中晚期，鬻熊被周王室封于楚，成為楚國的最早締造者。鬻熊提出的治國之道就是"以民為本"。"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則提出了"民生"、"民欲"、"民和"、"和眾"等治國方略，認為"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楚國歷史上第一位賢相令尹子文（斗谷於菟）也提出了"夫從政者，以庇民也"的執政方針。賢相孫叔敖處處為民著想，一心為民造福，興水利，救民困，"不得罪楚之士民"。老莊哲學的核心是"道"，強調百姓的禍福、社會的治亂。老子在《道德經》中也說："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炎帝神農的故鄉隨州人季梁，早在公元前706年（《左傳》）就提出了“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和“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觀點，繼承和發揚了炎帝神農“民惟幫本”思想，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第一個民本思想家。楚莊王更是強調體驗民間疾苦、主張“庇民”和“安民和眾”的民本思想政治家和身體力行者。時至戰國中后期楚威、懷王時期，楚人許行專門談“神農之言”。據《孟子.滕文公上》載，他主張“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反對“有倉廩府庫”、“厲民而以自養”。楚屈原的《離騷》中的詩句：“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應當說是對炎帝民本精神的傳承。這種一心為民的民本思想，一直延續到今天。
身體力行，勤政廉明的奉獻精神。西漢《淮南子》上說：神農氏“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處處體恤民力，從不揮霍浪費，其“為匏居之臺……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被史學家稱為楚國歷史上“首屆一指的廉吏”令尹子文，比孫叔敖早兩個朝代。剛上任之時，令尹子文看到楚國百廢待興，財政極為困難，于是，“斗谷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左傳•莊公三十年》）。“毀家紓難"這一成語，就是高度贊揚令尹子文（斗谷於菟）自愿、主動地獻出自家的私財來緩解國家的困難，而不惜自己“有饑色，妻子凍餒”（《潛夫論•遏利》）。這種大公無私、公而忘私的無私奉獻精神，已成為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之一。被楚莊王破格重用的令尹（宰相）孫叔敖曾被司馬遷尊為“古來第一循吏”，《韓非子》稱孫叔敖當了令尹之后，出行是“棧車、牝馬”，食用“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常常“面有饑色”；孫叔敖死后家無余財，其妻子負薪以自給。正因為楚莊王以"身治為國治之前提"，才有了楚國的強大、楚民的富殷。
敢為天下先，爭當拓荒者的冒尖精神。神農氏一生敢為天下先，他首創農耕，創造耒耜，開創“男耕婦織”；“始嘗百草，始有醫藥”；首制陶器；“削桐為琴，繩絲為弦”，“作豐年之詠”，與民同樂；始創歷法，始定八節，觀象授時；始創集市貿易，“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而楚莊王有一句流傳千古的名言：“不飛則已，飛將沖天；不鳴則已，鳴將驚人”。楚莊王在位時期（前613-前591），曾問鼎周室（前606年），飲馬黃河（前597年），稱霸中原，“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使楚國成為當時中國乃至全世界第一大國、第一強國；無論是銅器冶鑄、絲織品、竹簡、帛畫、編鐘音樂、漆器、哲學、天文學等方面，都取得了天下第一或居于世界領先地位。晚清，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并稱 “四大名臣”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張之洞， 1889年調任湖廣總督后，主政湖北的18年間，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以武漢為中心，先后創辦了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大冶鐵礦、漢陽鐵廠機器廠、鋼軌廠、湖北織布局、繅絲局、紡紗局、制麻局、制革廠等一批近代工業化企業，居全國之冠，資本總額約1130萬兩白銀。漢陽鋼鐵廠成為當時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并形成了以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為龍頭的湖北工業內部結構，武漢也一躍而成為全國的重工業基地。湖北的近代工業體系已初步奠定。漢口由商業重鎮一躍而為國內屈指可數的國際貿易商埠，被譽為“東方芝加哥”。毛澤東對其在推動中國民族工業發展方面所作的貢獻評價甚高，曾說過“提起中國民族工業，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
炎帝精神孕育了湖北人革命首創精神，無論是滿清時期的白蓮起義，還是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均發端于湖北，1911年10月10日（農歷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在武昌發生的一場旨在推翻清朝統治的起義，是為“武昌首義”。武昌起義結束了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是亞洲和中國走向民主共和的開端，在中國歷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湖北人精神，突出表現的第一件事是歷史上著名的武昌起義。因此，武昌起義充分體現了湖北人的歷史主動精神和首創精神。湖北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所立下的功勞也是最突出的，以紅安一縣所出的將軍而言，就比四川全省還要多，而中共內戰勝利的關鍵戰役，均為湖北人所領銜指揮，對日作戰的首次重大勝利也是出自湖北人的手筆。
意志堅韌、百折不撓的不屈精神。炎帝神農在艱苦環境中的種種探索和發明創造，正是源于這種精神。精衛是炎帝的女兒，因失足于海而失去生命，于是化而為鳥，銜石填海。精衛作為百折不撓精神的象征，給人以深刻的啟迪。“夸父逐日”的故事也反映了炎帝神農氏的這種精神。根據《山海經》，炎帝是后土的先祖，而后土是夸父的祖父。“夸父逐日”的動機見仁見智，但夸父竟不畏艱難，敢和太陽競爭高下，以至“道渴而死”。這個神話故事顯然暗含著人類為了認識、征服大自然而自強不息的頑強精神。毛澤東同志曾稱贊“夸父逐日”是“最好的神話”。炎帝的樂工刑天的故事也是如此。刑天和黃帝爭斗，頭被砍掉了，仍“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這是一幅多么壯烈而又不屈剛健的圖畫！陶淵明在《讀山海經》中由衷地贊到，“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這種精神一直激勵楚國炎帝子孫前仆后繼、不畏艱險、不屈不撓，為正義、真理的事業頑強奮斗。楚人的先人，他們的精神就是篳路藍縷。荊楚，都是與林有關，楚上面一個“林”，下面一個“足”，從森林里面走出來的，荊上面一個草頭，下面一個“開”，旁邊一個“刀”，是披荊斬棘出來的。所以，楚人崇尚的是炎帝的一種不屈不撓的拓荒精神。屈原的《離騷》中的“雖九死其猶未悔”和“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自強進取精神，是這種精神的典型傳承。還有，形容湖北人 “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的說法,通過追溯從九鳳神到九頭鳥精神的民俗心理流變過程,淺析了楚地人民對先祖的追憶和懷念,渴望人神相通的靈魂觀念,祈求福佑的美好愿望,百折不撓的追求自由的精神境界和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九頭鳥”的優點一方面在于湖北人智商高，不僅古有炎帝、曾侯乙、季梁、屈原、王昭君，而且近代有李四光、聞一多、董必武、李先念等。“九頭鳥”比喻湖北人意志堅韌、百折不撓、行為果敢、生命力頑強。
禮賢下士、求賢若渴的賢明精神。在春秋戰國時期，前后幾十國，“惟楚英賢最多”、“惟楚有才”已成定論。許多賢明的楚王、賢臣，虛懷若谷，襟懷坦蕩，不惜一切代價重用延攬人才，讓他們脫穎而出，個性得以彰顯，報國之志得以實現。楚大夫王孫圉奉楚昭王之命出使晉國，論及國寶時，將知識淵博的觀射父、學問精深的倚相、物產豐饒的云夢澤列為楚國“三大國寶”。無獨有偶，秦國使者打探楚國的寶器和氏之璧和隨侯之珠，而楚國使臣認為“楚之寶器”在人不在物。正因為賢明的楚國國君和大臣愛才、護才、重用人才，才使楚國人才濟濟，多如繁星，使楚國成為當時華夏眾國之中的“人文淵藪”，終于使楚國從最初分封的“土不過同”（百里）的蠻夷小國，逐步發展成“地方五千余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的世界第一大國，留下了千古美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