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民間的反邪教運動，起源于美國，美國社會文化文化思潮一直標新立異，作為標榜新思潮之一的新興宗教（包括邪教）在美國也表現得尤為突出，美國民眾自然飽受邪教之苦。同時，美國民眾素有自主結社、捍衛自身權益的傳統，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行動起來結成社團組織共同抵御邪教的侵害，發動席卷全國的反邪教運動。民間團體反邪教的方式經過長時間的演進，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從采取強制性的程序接觸轉變為采取誘導性的離教咨詢和戰略影響法。

　　“程序解除”。20世紀70年代，美國反邪教組織最先采用的救助手段是“程序解除”，特德帕特里克認為所有被吸收的邪教成員都被邪教團體采用“洗腦”程序，給他們強制灌輸了邪教思想，喪失了自主判斷能力，其精神和行為都被教主控制了，為了挽救這些受害人，必須采取一種強制性的反“洗腦”方法來解除他們被輸入的程序。這種解除程序的方法就是父母和程序解除人向受害者提供一些揭露邪教組織真相的資料，促使教徒人情邪教和教主的真面目，幫助其脫離邪教。在教徒癡迷邪教不能自拔的時候，也不得不采取一些非法手段，例如受害者親屬組織一些人員和“程序解除員”到街頭截住其子女，把他拖進早已準備好的汽車里，帶到一個隱蔽的地方，單獨關押，實施24小時的監視，上廁所也得有人陪伴。然后父母及“程序解除員”對其進行教育感化，直到他幡然醒悟。這一過程要持續數天甚至數周。這種方法在那個時代幾乎是唯一的救助方法，但是也出現很多問題：一方面“程序解除”的綁架和監禁手段是暴力侵犯公眾的非法手段；另一方面受害者在進行“程序解除”后，仍然要繼續心里治療才能適應社會。因為信徒一旦意識到自己在心理、身體和經濟上受到邪教傷害，就產生挫敗感，有的忍受不了決裂的痛苦，不如回到那個心靈受到安慰的邪教組織，有的甚至自殺。

　　“離教咨詢”。由于“程序解除”的方法讓反邪教人士面臨著受到法律制裁的危險，又惡化了信徒與親人的關系，在20世紀80年代，一些專業人士逐步開拓出一條新的反邪教途徑——“離教咨詢”。從事“離教咨詢”的多是前邪教信徒，他們對邪教組織比較了解。其咨詢過程一般是由2-3人組成一個咨詢小組，在開始行動前，咨詢人員通常先與有關的家庭和朋友開個預備會議，讓其親友分別與邪教信徒改善關系，爭取他答應與家人朋友一起呆上幾天。如果一起進展順利，信徒會抽出二三天時間同家人、朋友、咨詢人員、前邪教信徒、及其他專家進行交談，他們向邪教信徒提供一些該邪教組織及教主的內幕，或讓他觀看有關思想控制及邪教問題的書籍和錄像帶。在此期間，信徒可以單人獨處，也可以隨意休息，討論什么問題，和誰討論，都由他決定，信徒可以提問，大家平等的交談，他還可以隨時改變主意，隨時離去。雖然“離教咨詢”比“程序解除”有了很大改進，聽起來也非常完美，但在執行中存在較大的難度，信徒進入邪教后就已經被邪教塑造出和以前性格迥異，具有邪教共性的信徒，因此親人很難說服信徒對邪教組織的看法，而“離教咨詢”的顧問都是前教徒，沒有受過專門的咨詢訓練，不能觸及到邪教信徒和其家人的心里癥結，不能解決信徒入教前的問題。所以“離教咨詢”效果也一般。

　　“戰略影響”。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網絡的普及，使得“離教咨詢”得到進一步發展。以前，“離教咨詢”的前提是顧問掌握了別人難以知道的有關邪教的內部信息，因此，依靠外界的權威人士解決邪教信徒的問題，咨詢是被動的，僅限于單純的提供信息和內容。但現在情況不同，互聯網到處都有關于邪教和思想控制的信息，任何人只要上網都可以輕易的找到任何必要的信息，向其他家庭、專家、前信徒救助。因此“戰略影響法”不再側重于提供邪教組織的有關信息，而是更加關注邪教信徒個人及其家庭所存在的問題，通過消除這些問題來徹底根除教徒對邪教組織的依賴性。

　　我們從美國的民間反邪教運動的過程可以看到，進入了邪教組織的人員必須要經過一段心靈的反洗禮才能徹底脫離邪教組織，其實這一過程不關只是一個心理疏導過程，而且還是深刻的剖析邪教的過程，專業性很強，所以在對邪教信徒的心理咨詢和幫教的過程中，需要引入專家的疏導。同時在進行反邪教過程中，對邪教信徒的家庭關注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了解其進入邪教組織的原因，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其問題的存在，因此對于我國的反邪教的工作提供了較好的借鑒意義，反邪教的活動要積極發動民間組織的力量，而且要重視家庭的反邪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