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是我國的基本治國方略，依法治理邪教是中國政府處理邪教問題的核心原則。一直以來，法輪功等邪教從一己私利出發，大肆攻擊中國政府“非法”處理邪教，對邪教信徒進行“不公正”的“迫害”，事實到底如何？“5.28”山東招遠全能神信徒殺人案的審理過程充分說明，法治精神始終貫穿于依法治理邪教問題的始終。 

　　法律至上是法治精神的第一要義 

　　法律是全體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反映，任何人或組織都必須在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都沒有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特權。中國政府對邪教問題的治理都是在法律規定的框架下進行的，有著明確的法律依據。在招遠殺人案的審理中，對于張帆、張立冬等人所進行的“故意殺人罪”和“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兩項指控都有著明確的法律規定：我國《刑法》第232條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300條規定，“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由此可見，對邪教違法人員的處理是有理有據的，絕非什么政治“迫害”與“陰謀”。法律至上的原則還體現為任何人，無論出身、權利、地位如何，違犯法律都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即便是所謂的“神仙”、“教主”概莫能外。張帆、張立冬等人因索要電話號碼未果將他人毆打致死，既有主觀的故意，又有客觀的行為，以完全構成故意殺人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對他們進行依法懲罰，既是還受害者以公道，更是對法律至上原則的堅決捍衛。 

　　公平正義是法治精神的價值追求 

　　自古以來，法律都被看作公平正義的藝術，是法律得以普遍尊重和施行的重要前提。在審判山東招遠殺人案的過程中，公平正義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庭審的公正。對山東招遠殺人案的審理是公開進行的，借助于互聯網等新聞媒體的傳播，民眾對整個案件的案情和審理都有著充分的了解。庭審過程中，控辯雙方進行了極為充分的質證，讓公眾詳細了解了張帆、張立冬等人涉嫌故意殺人罪、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的事實、證據及其鏈條。這種公開的審理過程既為公眾完成了一個釋疑解惑過程，正是令公眾信服的基礎，在這種“全民目擊”的情況下，任何所謂審判“黑幕”、“迫害”、“不公正”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二是判決的公正，法院方面根據每個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節適度量刑，判處被告人張帆、張立冬死刑,呂迎春無期徒刑；以故意殺人罪分別判處被告人張航、張巧聯有期徒刑10年、7年，結果公平公正，經得起時間的推敲。 

　　保障人權是法治精神的精髓所在 

　　人權是人依其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所應享有的權利，法律的制定實施，就是為了通過對人的行為加以規范，從而保障每個人的自由、價值和權利實現，無論原告、被告都享有應有的人權。山東招遠殺人案的庭審中,全面聽取了上訴人、辯護人、檢察員、被害人親屬的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充分保障了各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在道德評判上，張帆、張立冬等人早已被眾多憤怒的民眾歸入了“惡魔”，但在法律上，不管被告人的行為是如何惡毒與令人發指，其人權仍得以保障：如參與招遠血案的1名未成年人得以免于起訴，其隱私也得到保護；庭審過程中，法庭允許9名律師為犯罪嫌疑人進行了充分辯護；犯罪嫌疑人的上訴權利也得到充分尊重；庭審還對被告人所提“殺人行為是否為正當防衛”、“呂迎春名下巨額存款是否應當沒收”等辯護意見進行了全面審查。這充分說明，在法律面前沒有邪教、正教之分，更沒有“神仙”、“常人”之別，中國政府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權益，法輪功等邪教所謂的“迫害”純屬無稽之談。 

　　“法高于人，法大于權”是法治精神的基本體現 

　　“依法治國”的目的在于確立法大于人、法高于權的原則，使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受個人意志的影響。“人治”與“法治”的重要區別就在于，“人治”以個人情感判定善惡，“法治”則以法律為準繩進行裁度，不受個人情感和其它政治因素左右。在對招遠血案的判決中，對主犯呂迎春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決定受到很多民眾的質疑，民眾出于對暴徒兇殘手段的憤怒和受害者的同情，從情感上認為呂迎春也必須處以死刑。但法院并未受民眾的激憤情緒所影響，最終根據呂迎春的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等因素綜合考慮，對其做出了無期徒刑的判決，并在二審中維持了這一判決。這種不受群體性非理性因素所左右，而以法律、理性為依據的審判，恰恰正是法治精神成熟的表現。它充分說明，在處理邪教問題上，中國政府既不會感情用事，更不會濫用權力，而是完全尊重法律的權威作用。 

　　對招遠血案的審理是一面鏡子，它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在防范和處理邪教問題中的法治精神，在法治精神的照耀下，所有的邪教必將灰飛煙滅、無所遁形！